一、當前動物疫病的流行狀況。

1、新病不斷、老病新發、病種增多。目前新病不斷出現，病種快速增多。據FAO和OIE測算，全球已發現的陸生動物疫病超過300多種，動物疫病給畜牧業生產每年造成的直接損害為20%-30%。2012年6月加拿大Haroling教授報告，目前人類已發現1000多種動物病原體，其中有600多種病原存在于家畜中，在這600種病原體中有40%的病原體為人畜共患病病原，而其中病毒占18%。有400種病原體存在于家養的食肉動物（主要為犬與貓）中，在這400種病原體中有70%的病原為人畜共患病病原，而其中病毒占11%。近30年來，全世界已先后發現了新的人類與動物的病原體90種，大約每4個月發現1種，每年約發現3種，其中有60%的病原體均為新發現的病毒，而且80%的新病毒為RNA病毒。老病新發，如布魯氏菌病、狂犬病、結核病、炭疽、包蟲病、血吸蟲病等疫病已得到較好控制，現在又死灰復燃，重新發生流行。目前納人國家一、二、三類疫病管理的病種有157種，而其中流行廣泛，危害嚴重的超過40種，加上近30年來，新傳人我國的動物疫病20多種，致使我國動物疫病疫情嚴重，危害性增大。

2、多病原混合感染、繼發感染、協同感染越來越嚴重。在動物疫病發病中多種病原混合感染、繼發感染與協同感染已成為當前動物疫病流行的主要形式與特點。單一病原體引發的疫病在臨床上較為少見，兩種病原或兩種以上病原共同引發的動物疫病已為常見。據陳煥春院士報告：動物疫病單個感染的病原只占9%，而91%的疫病都是由兩種病原以上的混合感染，而其中最多的都是3-4個病原混合感染。在豬疫病中，藍耳病病毒、圓環病毒、副豬嗜血桿菌及鏈球菌這4個病原的混合感染率最高。又據楊漢春教授報道：在豬疫病病原學檢測中發現，藍耳病病毒與圓環病毒混合感染占54.4%；藍耳病病毒與偽狂犬病病毒混合感染占10.5%；圓環病毒與偽狂犬病病毒混合感染占14%；藍耳病病毒、圓環病毒與偽狂犬病病毒三者混合感染占10.5%;繼發感染的細菌常見有鏈球菌、副豬嗜血桿菌、支原體、放線菌及大腸桿菌等；還常見有弓形蟲、附紅細胞體等寄生蟲參與協同感染。王澤洲等(2014)報道，近年來羊群中混合感染與繼發感染的病例明顯上升，臨床上常見羔羊痢疾與幾種梭菌混合感染；羔羊大腸桿菌、沙門氏菌與腸球菌混合感染或繼發感染；羊的支原體病與巴氏桿菌混合感染等。由此可見，動物疫病的發生在同一個區域內病毒病、細菌病、寄生蟲病并存;同一動物種類一、二、三類疫病并存;同一種疫病不同血清型與亞型病原并存。最終導致動物疫病的發生呈現病原體多元化、臨床癥狀復雜化、病情危害嚴重化，給動物疫病的診斷與防控帶來困難，使發病率與死亡率增高，從而造成更大的經濟損失。

3、免疫抑制病普遍存在。免疫抑制病是指能引起動物機體免疫抑制的一類疾病，這類疾病廣泛存在于動物群中，危害特別嚴重。如豬瘟(CSF)、豬偽狂犬病(PR)、藍耳病(PRRS)、圓環病毒感染(PCV2)等；家禽的傳染性法氏囊病(IBD)、雞傳染性貧血(CIA)、禽白血病(AL)、馬立克氏病(MD)、禽網狀內皮組織增生癥(RE)及禽呼腸弧病毒感染(AR)等；還有細小病毒病、流感、沙門氏菌病、大腸桿菌病、弓形體病及附紅細胞體病等。這些免疫抑制性疾病以及飼料中各種霉菌毒素中毒，均可作用于動物機體的免疫器官與免疫細胞，能嚴重損傷免疫系統的功能，造成細胞免疫與體液免疫抑制，導致動物體內免疫應答功能紊亂，造成免疫力低下。致使動物機體對各種致病因素高度易感，可誘發多種疫病的發生與流行，同時降低動物的生產性能，如生長緩慢、產乳量下降以及產蛋率低下等，嚴重者可造成死亡。

4、病原體在動物群中持續性感染，難于根除。研究發現許多免疫抑制性病原體在動物群中持續感染、長期存在，甚至終身帶毒。在流行病學上以持續性感染、垂直傳播與水平傳播為特點；在臨床上以免疫抑制、雙重感染與多重感染為特征，導致動物疫病長期、持續的存在，難于根除。如口蹄疫病毒可感染牛、羊、豬、鹿、駱駝、鼠類、犬、貓、鳥類、吸血昆蟲以及野生動物大熊、刺猬等30多種動物。病毒能在動物體內持續感染、長期存在，甚至終身帶毒。豬藍耳病病毒在豬體內持續感染可達120d,向外排毒為90d;母豬子宮內感染可持續200d,并可經胎盤將病毒傳給胎兒；種公豬感染病毒后，可從精液中排毒達92d。豬瘟病毒感染種母豬后，可持續帶毒752d以上，并能通過胎盤將病毒傳給胎兒，引起新生仔豬免疫耐受終身帶毒。持續性感染病原體的動物是最危險的引起動物疫病發生的傳染源，因為這些持續感染長期帶病原體的動物能通過垂直傳播與水平傳播在一個場或一個地區反復交替地進行，可形成動物疫病感染的惡性循環鏈，造成動物疫病在一個場或一個地區持續、長期的存在。同時這些動物通過交易流動又可將病原體帶人異地，造成跨境或跨地區傳播，這樣就加大了動物疫病發生與流行的概率，也增加了防控工作的難度，應引起高度重視。

5、病原體不斷發生變異，毒力增強，致病力增高。當病原微生物（病毒與細菌等）受到外界環境改變不利因素的影響，或在高強度使用疫苗免疫接種的壓力下以及濫用抗菌藥物的作用下，微生物可通過基因突變與重組發生變異，產生新的變異毒株與新的血清型，其毒力可變強也可變弱，致病力可變高也可變低。如豬藍耳病病毒的ORF5基因極易發生變異，常見其流行毒株與野毒株或疫苗毒株發生基因重組，產生新的基因型毒株。目前已發現PRRSV變異的新毒株有1000多個，呈現出病毒株的多樣性。偽狂犬病病毒也出現了基因重組變異，產生了新的超強毒株，變異后的毒株具有持續感染與終身帶毒的特點。目前已發現副豬嗜血桿菌有15個血清型，鏈球菌有7個血清型，多殺性巴氏桿菌B型血清型近幾年來很少見到，而出現最多的血清型為A型和D型，結果導致動物發病率與死亡率明顯增高，防控難度增大。

6、人畜共患病呈上升趨勢。有統計表明，在1460多種人類傳染病病原體中，有58%為人畜共患病，人的傳染病病原75%來源于動物。這些病原微生物在自然界中形成了龐大又復雜的生物圈，往往均潛伏在家養的動物及野生動物（特別是嚙齒動物和靈長類動物）身上，隨時都可能威脅到人類的健康，造成人畜共患病的發生與流行。目前對我國威脅嚴重的人畜共患病的病原有新型冠狀病毒、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尼帕病毒以及狂犬病病毒、布魯氏菌、結核分枝桿菌等。我國每年感染狂犬病超過2000人，發病位居世界第二位。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全國有5.5億人感染了結核分枝桿菌，結核病病人達451萬，每年死于結核病病人約15萬。2014年，全國人間布魯氏菌病報告病例5.72萬例，與2013年相比，增長了31.48%，再創歷史新高。我國畜間布病平均個體陽性率為0.7%，個別省份陽性率高達2.5%。由此可見，我國人畜共患病疫情呈上升趨勢，局部地區呈暴發流行，應引起高度重視。

7、獸醫臨床上細菌繼發感染越來越嚴重。當多種病原體混合感染與免疫抑制時，動物機體免疫力低下，以及濫用抗菌藥物導致多重耐藥性菌株出現時，不僅會造成外源性致病菌乘虛侵人動物機體，而且機體內的常在細菌也會發生內源性感染。目前在獸醫臨床上常見在動物發生病毒感染時，會引發鏈球菌、大腸桿菌、巴氏桿菌、支原體、放線菌、沙門氏菌、弓形蟲及附紅細胞體等病原繼發感染或內源性感染。導致動物發病病情加重、發病率及死亡率急速增高，造成更大的經濟損失。可見細菌繼發感染或內源性感染是當前動物疫病高發病率與高死亡率的重要原因，絕不可輕視。據陳煥春院士報告，他的研究室自2012年以來的5年中先后對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福建、廣東、江西等地區1752個豬場送檢的6793份病料進行了細菌學分離鑒定，分離出細菌6328株，其中鏈球菌1850株、副豬嗜血桿菌1281株、致病性大腸桿菌782株、多殺性巴氏桿菌396株,此外還分離到沙門氏菌、肺炎支原體及放線菌等。這些病原菌在豬群發病時繼發感染最多見,對豬只的健康威脅最大。

8、獸醫臨床上非典型與隱性感染病例不斷增多。當外界的環境發生改變、濫用抗菌藥物、動物免疫力高低不同時,造成新的變異毒株或新的血清型病原體侵入動物機體后，可使疫病不斷地出現非典型化，臨床上不見典型的臨床癥狀，呈現隱性感染，處于亞健康狀態。如低毒力的豬瘟病毒可引起非典型豬瘟，臨床上不呈現出豬瘟的典型癥狀，但帶病毒并向外排出病毒。多殺性巴氏桿菌血清型發生改變后可引起豬出現“溫和型豬肺疫”，無明顯的典型臨床癥狀。目前在獸醫臨床上非典型病例不斷增多，由于沒有特征性臨床癥狀與病理剖檢變化，這給動物疫病臨床診斷帶來了許多困難，極易發生誤診，造成防控失敗。因此，在獸醫臨床上進行動物疫病診斷時應多加注意，一定要借助于實驗室檢測進行綜合診斷。

二、獸藥制藥企業的現狀與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據不完全統計，2022年新版的獸藥GMP通過企業有1000多家。仍然存在的問題是：自主創新能力薄弱、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率低；獸藥研發力量缺乏或者投入少，沒有形成推進企業進步的良性循環研發體系；跟蹤前沿科學技術研究不夠，多數產品為老舊產品，解決不了獸醫臨床遇到的各種各樣具體問題；尖端獸藥企業少，絕大多數是中小微企業，幾次強調推進技術進步改造，淘汰產能低弱的落后獸藥企業流于形式，形成獸藥產品市場只注重價格的惡性競爭等等問題，嚴重阻礙獸藥行業推進科學技術進步的正常健康發展。

   現代生物技術制藥在畜牧業、農業、環保、食品等重要領域對提高人類的健康與生存環境、農牧業生產的產量與質量都顯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此，在動物疾病越來越復雜化的情況下，獸藥制藥企業的發展機遇與挑戰的關鍵在大力推進技術進步，開發新產品，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才能使獸藥企業在日益復雜惡化的市場競爭環境中立于不敗之地。

1、獸藥的研發要注意與相關的新興學科技術發展融合。目前基因組技術、基因治療、基因測序技術、生物制藥工程、新型中獸藥的研發等方面發展正在不斷加快步伐，尤其是綠色中獸藥，環保、安全、無化學藥物殘留，將成為我國獸藥產業發展中的新亮點，發展前景廣闊。

2、大力開展新型獸藥的研發。包括基因工程干擾素、轉移因子、免疫核糖核酸、抗菌肽、溶菌酶、細菌素等生物獸藥。

3、加大動物用新型疫苗的研發力度，包括治療性疫苗等研發和應用。

4、加強生物藥物的結構穩定性研究。目前蛋白質和多肽類藥物口服液利用率低，酶降解性高及半衰期短等。提高生物藥物的結構穩定性的方法有：化學修飾、融合蛋白、誘變、形成環肽等以及通過加入糖類、多元醇、氨基酸、某些鹽等添加劑，都可以提高多肽的穩定性。

5、開展基因工程藥物新的高效表達系統研究。現大多數基因工程藥物是以大腸桿菌表達系統生產的。最近幾年以哺乳動物細胞表達的生物技術藥物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尤其是分子質量大、二硫鍵多、空間結構復雜的糖蛋白，都要以哺乳動物細胞表達。因此，應當重視新的高效重組蛋白表達體系的研究與開發。

6、大力發展綠色中獸藥是應當成為我國獸藥制藥企業發展的主要方向。

應用現代生物技術深入研究中獸醫藥學基礎理論，這是中獸醫藥現代化研究的基石。將分子生物學技術與中獸醫學基礎理論相結合，進一步從微觀角度闡明中獸醫學基礎理論的實質，為進一步研究中獸藥提供理論基礎，這也是中獸藥現代化的需要。

①重視中獸藥分子藥理學的研究。運用現代生物技術在分子水平和基因水平上研究中獸藥有效成分的作用機制,闡明中藥藥性理論、建立中活性成分檢測系統，或以受體和基因為靶點研究新的中獸藥甚至開展基因治療,將成為分子藥理學的重要內容。中獸藥作用的受體機制和受體的藥理學特性、中獸藥對基因表達的調控、基因水平上的藥物篩選、藥物代謝酶及其基因的鑒定、中獸藥誘發基因突變的分析等，都將成為中獸藥分子藥理學研究中的新領域，前景廣闊。

②開展中獸藥化學成分的生物轉化的研究。生物轉化技術是利用酶或細胞作為催化劑實現化學反應的過程，是一門特殊的生物技術。可以通過基因改變生物體的代謝途徑進行特殊的化學反應，已經從一般的微生物轉化反應發展為定向的生物轉化，包括一些在有機化學中無法進行的立體結構轉化反應。由于中獸藥中的有效成分，如生物堿、皂苷、糖類、黃酮及揮發油等，大多數為次生代謝產物，含量很低。因此近年來開展了中獸藥的生物轉化研究，應用基因工程、細胞工程、發酵工程及酶工程等現代生物技術促進中獸藥化學成分的生物轉化增量,以大量獲取次生代謝產物,提高其有效成分的含量、改善中獸藥成分的理化特征，甚至可獲得新的結構化合物。這也是中獸藥研究與開發的一個重要方向。

③加強中獸藥新資源的開發研究。運用分子生物學技術進行分子親緣研究，可以篩選出優質的藥用植物，防止藥用植物品種退化；可以改良傳統藥用植物的遺傳特性，提高藥用植物中有效成分的含量；可以保護和繁殖瀕危動植物藥材，大量生產高品質的道地藥材。還可利用生物反應器生產各種藥用的植物代謝產物，通過在植物中表達外源蛋白質或者合成新化合物，生產新的中獸藥。由此可見，分子生物學技術在傳統的中藥材的生產與加工過程中以及開發新型獸藥中都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④開展中獸藥材的鑒定研究。為保證中獸藥的預防保健與疾病防控效果，首先要控制好用于生產的中獸藥藥材的質量，其次是先進的生產工藝、組方、藥品質量控制、質量標準等。當前對中藥材的鑒定與質量檢測使用的分子生物學技術有電泳技術、免疫技術、生物芯片技術和DNA多態性標志技術等。在中獸藥研發與生產中要結合實際研究應用這些先進的檢測技術開發新型的中獸藥制劑，以促進中獸藥產業的不斷發展。

三、獸藥制藥企業的發展與展望。

據資料，我國是全球最大的抗生素生產國和消費國，每年生產抗生素約21萬噸，其中有一半以上用于畜牧業生產。獸醫臨床上長期使用抗生素對動物機體本身具有一定的危害性，有的抗生素對體液免疫和細胞免疫調節有抑制作用，明顯地降低動物機體的非特異性免疫力，使動物機體抗病力低下，易受各種病原微生物的侵襲，誘發疫病的發生與流行。同時由于長期用抗生素，造成多重耐藥性毒株與菌株的產生，以及“超級細菌”的出現，致使養殖業無藥可用的被動局面。大量使用抗生素對動物機體內的益生菌有抑制與殺滅作用，使動物體內菌群失調、生態平衡受到破壞，某些條件性致病菌趁機繁殖，可引發動物機體二重感染。抗生素與化學合成的驅蟲藥長期濫用還會造成動物體內藥物殘留，影響動物健康生長，而且通過食用畜產品危害人類的健康。目前全球獸醫藥品有7000多種，數量巨大，使用不當還會對生態環境造成危害。決不能忽視。因此，大力發展綠色中獸藥是應當成為我國獸藥制藥企業發展的主要方向。解決當前養殖業面臨“無藥可用”走出困境的問題，也就是當前獸藥制藥企業所面臨的最具挑戰性和發展機遇的最佳決擇。